話說，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康熙帝突然心血來潮，向位居六部之首的吏部尚書張鵬翮詢問：『流賊張獻忠入蜀，殺戮甚慘，蜀人曾有記其事之書籍否？』
張鵬翮本身就是蜀人，他的原籍是在四川潼川州遂寧縣黑柏溝《今四川省蓬溪縣》，聽了皇帝發問，趕緊『喳』的一聲跪下，兩手甩袖，響亮地答：『無有記其事之書籍』
康熙帝陰惻惻一笑，說：『爾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張獻忠入蜀時計，彼時其約已十七八歲，必有確然見聞之處，爾問明繕折進呈』
康熙帝說得不錯，張鵬翮的父親張烺出生於天啟七年《1627年》，身逢亂世，見證了明清交替之變，並且又熟習文墨，正適合敘述張獻忠屠蜀之事。
張鵬翮沒辦法，回家向老父親秉述了皇帝的旨意。
張烺義不容辭，揮毫潑墨，用了兩年時間寫成『燼餘錄』一書，由兒子張鵬翮繕疏上聞，盡述自己在明清之際八十餘年見聞，其中對張獻忠據蜀記載極詳，實為最可信、最珍貴的親聞、親見、親歷的『三親』史料，對研究明史、清史、中國戰爭史、中國人口史均極有價值。
時間將近過了兩百年，即清朝末年，社會上突然又冒出了一部書名同為『燼餘錄』的奇書，著作者卻不是張烺，而是徐大焯；書中內容記的不是明末清初事，而是北、南兩宋之事。
之前，誰也沒聽說過『徐大焯』這個名字。
但在這本同樣名為『燼餘錄』的書中，人們可以看到，這個『徐大焯』是個『南宋蘇州城北遺民』。
徐大焯版『燼餘錄』共分兩卷，甲編所記內容自稱大半出自其先世筆記，多奇談怪論；乙編則盡記吳中之事，但卻與『吳郡志』、『中吳紀聞』裡面的記載對不上號，讓人生疑。
略舉幾例。
數百年來，人們對宋初『燭影斧聲』奇案說法不一，雲鎖霧罩，不得要領。
徐大焯版『燼餘錄』卻寫得言之鑿鑿，而且香艷生動：宋太祖趙匡胤病重，其弟趙光義前來探病，垂涎於在病榻前侍候病人的妃子花蕊夫人，一時沖動，欲行不軌，結果驚醒了沉睡中的皇帝哥哥，趙光義不得已，痛下殺手……
讀過演義小說『說唐』的人，一望而知這故事是抄自楊廣在隋文帝病榻前逼奸宣華夫人的橋段，手法實在低劣。
還有，徐大焯版『燼餘錄』模有樣地敘述了一通北宋楊家將的事跡，但其中『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觀察，世稱楊家將』一句，一下子就暴露了其作偽的老底。
查宋人『隆平集』及『宋史.楊業傳』可知，楊延昭的兒子名叫楊文廣，楊宗保和穆桂英大破天門陣等事跡，最早見於明代嘉靖年間熊大木所著英雄傳奇小說『北宋志傳』，楊宗保和穆桂英均屬明朝人的虛構。
那麼，這個自稱南宋蘇州的『城北遺民』徐大焯，身份可疑。
近代眾多學者經過考證，一致認為這個徐大焯版『燼餘錄』其實是一本偽書，當是清末革命黨為宣揚大漢族主義所作偽物。
但徐大焯版『燼餘錄』現世之初，很多人都以為它和張烺版『燼餘錄』一樣，是最可信、最珍貴的親聞、親見、親歷的『三親』史料，是對研究宋史、元史、中國戰爭史、中國人口史都極有價值的珍貴史料，對其中所說事件深信不疑。
比如，其中寫的蒙古兵殺戮蘇州無辜百姓的描述，稱：『北兵之禍，殺戮無人理，甚至縛稚童於高竿，射中其竅者賭羊酒。
亂後撿骨十餘萬，葬於桃塢西北周書橋，題名曰萬忠』
讀了這條，大家都會異口同聲齊罵蒙古韃子傷天害理，沒有人性。
又比如，徐大焯版『燼餘錄』中又說：『鼎革後，編二十家為甲，以北人為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盡者又不知凡幾。
……鼎革後，城鄉遍設甲主，奴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
按照這一條文的說法，說的是由宋入元後，城鄉都實施保甲制，每二十戶為一甲，由蒙古人擔任甲主。
這個甲主在自己管轄的甲戶中作威作福、奴人妻女，為所欲為。
這則『記載』已經夠人們義憤填膺的了，偏偏，人們在口耳轉述時，又添油加醋上許多猛料，最後被加工為這樣的說法：蒙古人在數量上遠少於漢人，為了能在數量上迅速提高，他們出臺了一個惡毒的政策，即實施保甲制，每二十戶為一甲，由蒙古人擔任甲主，這個甲主占有所管甲戶漢族新娘的初夜權——漢族姑娘在新婚之內的三天時間內，新郎不許碰她，而必須送她伺候甲主三天，才允許迎歸家裡。
蒙古人以為，這麼一來，這個漢族姑娘生下的孩子就帶有了蒙古人的血統，長此以往，蒙古人的數量就可以接近漢族人了。
但漢族人為了粉碎蒙古人這一夢想，但凡新娘生下的第一胎孩子，都統統摔死……
這，真是一項駭人聽聞的惡性政策！
清朝末年的無數漢人聽了這一惡性政策，無不羞憤交加。
有些血性男兒，甚至因為這個，血管差點要氣爆，恨不得馬上拎起刀子去替祖先報仇。
但是，這樣的『記錄』、這樣的傳聞，謬誤極多，根本就經不起推敲。
比如第一條提到的『亂後撿骨十餘萬』，根本就是虛妄之詞。
當初，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南宋，曾下詔令：『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勿得妄加殺掠』並且叮囑南征軍統帥伯顏說：『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
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
所以，元軍在江南殺戮並不重，各地大多望風歸降。
而且，查『元史•伯顏傳』可知，蘇州『都統王邦傑，通判王矩之率眾出降』，根本就沒發生有徐大焯版『燼餘錄』中寫的籠城戰。
至於第二條，史學家李則芬曾指出說：『考裡甲組織是明代制度《始於洪武十四年》，元代根本無此制。
元代行的是鄉社組織，其法以五十戶為一社，以當地曉農事者一人為之長。
社置常平義倉一，以社長主之』
至於那個『一戶蒙古人管理二十戶漢人』的說法，另一史學家韓儒林舉了個例：元代盛時的集慶路，也就是明朝的南京，共有22萬5千4百戶，其中蒙古戶僅14戶；鎮江路有10萬零65戶，其中蒙古人僅29戶。
按照這些數字，根本就不可能是『一戶蒙古人管理二十戶漢人』，而應該是『每戶蒙古人管理7600戶漢人』，那麼，數目巨大的『初夜權』，蒙古人是享用不過來的。
臺灣著名蒙元史專家蕭啟慶先生更著眼於從全國人口進行統計，認為元代人口約為一億兩千萬，而入居中原之蒙古族人至多是三十餘萬，以一億兩千萬總人口中有一億為漢人計，則漢蒙人口比例為3333333：1，以此懸殊之人口比例，『一戶蒙古人管理二十戶漢人』，實在是無法想象。
一句話，『一戶蒙古人管理二十戶漢人』的『保甲制』根本就不可能實施，『初夜權』的故事隻能是天方奇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