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國際金融報
連平系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
『今年以來，受疫情和外部沖擊等影響，國內經濟面臨一定下行壓力』。
這個判斷，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接受中國國際電視臺《CGTN》記者專訪時提出的。
他的這段訪談於昨日刊登在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上。
在這段專訪裡，記者關注到易綱的一句表態。
他說，『貨幣政策將繼續從總量上發力以支持經濟復蘇，同時也要用好支持中小企業和綠色轉型等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
易綱在說這句話時，用了『同時』二字——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重要性，很清晰地通過這兩個字顯現出來。
那麼，當前，我們是如何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得如何？有多大的健全和改進空間？又該如何看待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和總量型貨幣政策的關系？帶著這些問題，記者專訪了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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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創新的積極效應
『國際金融報』：連教授您好！不知是否關注到一條新聞，近日央行行長易綱談到了『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
您怎麼看待易綱行長這次的表態？
連平：其實，所謂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是指有定向投放目標要求的再貸款再貼現類工具。
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創新性運用，通過激勵相容機制，引導金融機構行為，促進銀行信貸結構調整，加大金融對實體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有助於市場主體紓困、促進就業發展。
具體來說，再貸款再貼現工具為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提供差異化的金融支持，有力地支持了實體經濟的恢復。
碳減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有助於綠色經濟發展，有序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
科技創新和普惠養老專項再貸款，有助於支持科技強國建設和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
支小支農再貸款的持續較大規模的投放，有助於緩解小微企業和農產等市場主體的困難，穩定就業市場形勢。
交通運輸、物流倉儲業和航空業的應急貸款，有助於減輕疫情對這些行業所形成的巨大壓力，為這些行業度過難關提供了寶貴的支持。
由此可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應對的是實體經濟中客觀存在的急迫需求，而這些需求又是總量貨幣政策工具的功能所不能直接企及的。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一些發達經濟體逐漸認識到金融市場存在失靈的缺陷，開始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來開展調節。
如歐央行推出的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和英央行推出了融資換貸款計劃《FLS》。
『國際金融報』：謝謝您，我們對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有了比較清晰的了解。
您覺得，從中國支持實體經濟的實踐看，這些年的效果如何？
連平：近年來，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創新性地運用，在完善中國貨幣政策框架功能的同時，對實體經濟產生了積極的效應。
從普惠小微貸款這一重要的種類來看，2022年一季度末，中國普惠小微貸款餘額達到20.8萬億元，為2018年初的2.8倍，占銀行業貸款總量的比例約達10.3%；2020年初以來增速維持在10%以上，2022年一季度增速達24.6%，較2020年同期高12.8個百分點。
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小微經營主體5039萬戶，是2018年來的2.2倍，約占全國小微企業總數的45.8%。
2021年新發放的普惠小微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4.93%，比2020年下降0.22個百分點，比2018年下降1.38個百分點；隨著2021年以來的小幅降準和LPR小幅下降，2022年普惠小微貸款加權平均利率還會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由上述數據可見，數年來普惠小微貸款的擴大投放，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小微企業信貸可得性和流動性狀況，有助於小微企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經營成本，在較大面積上支持小微企業維持生存，為保市場主體和穩就業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
優化貨幣政策總量和結構性功能
『國際金融報』：作為央行采用的『不同於統一貨幣政策的有差異化的貨幣政策』，結構性貨幣政策在各國的實踐中有著不同的做法，也在不斷地提升和優化。
您覺得中國央行還應從哪些方面加以健全？
連平：你說得很對，作為貨幣政策框架的主要構成部分，未來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要更好地支持貨幣政策目標實現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暢通，就有必要進一步健全、提升和優化。
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不僅有結構效應，也有總量效應，這已為包括本文在內的眾多數據所證明。
那種隻看到結構性功能，否認或忽視總量性功能的看法是不切合實際的，但結構性政策工具功能依然十分重要。
市場經濟體系往往存在市場失靈的風險。
現實中的微觀主體是異質性的。
如果貨幣政策隻註重總量，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結構的扭曲，總量目標也難以有效實現。
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通過引入激勵相容機制，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促進信貸資源流向更有需求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提升金融資源的社會效應和經濟效應。
一種觀點認為通過結構性工具向市場註入的資金與總量型工具投入的資金本質上沒有區別。
但增量信貸首輪投入目標領域，無論是從貨幣政策還是實體經濟哪個角度看都有明顯的差異。
在中國宏觀杠桿率已經偏高，存在一系列薄弱環節，尤其民營經濟存在結構性困難的情況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仍有進一步使用的空間，依然可以進一步發揮其積極作用，以更有效地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和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國際金融報』：我理解了，總量控制效應也非常重要，結構性工具更像是總量工具的補充。
連平：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進一步發揮積極作用並不意味著總量性工具可以退出貨幣政策的歷史舞臺。
總量工具是貨幣政策工具的主角，總量功能是貨幣政策的首要功能。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取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和信用量的方針、政策和措施的總稱。
其實質是根據不同時期經濟發展需要擴張和收緊貨幣供應量。
貨幣政策常見的法定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基準利率等工具基本上都是總量型工具。
不能因為結構性工具頻繁使用並取得一些積極成效就忽視了總量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及其工具的運用，也不能因為結構性工具具有一定的總量效應就認為可以替代總量工具，更不能因為總量工具使用減少而否認結構性工具的積極效應。
事實上，盡管結構性工具具有總量的效應，但這種效應還是比較有限的。
經測算，自2020年至2022年一季度末，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累計投放2.3萬億基礎貨幣，隻相當於降準1個百分點多一點。
『國際金融報』：既然總量型工具仍然這麼重要，您覺得中國當下應該如何運用好總量型工具？
連平：在中國經濟面臨三重壓力、穩增長具有很大挑戰的態勢下，總量貨幣政策仍應發揮重要和關鍵的作用。
不能因為中國過去貨幣政策曾經有過『大水漫灌』的經歷和近年來美聯儲實施極度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負面效應，而束縛了中國總量貨幣政策的手腳。
與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精準性特點不同，總量型貨幣政策工具應具有前瞻性特點，即應超前地開展逆周期調節。
尤其是在當下，國際環境十分嚴峻，內需因各種長期積累的復雜結構性因素影響以及疫情反復沖擊而回升力度有限，總量型貨幣政策工具應該適當加力，前瞻調節，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可以接受的合理區間。
從市場經濟發展水平和貨幣政策性質出發看中國貨幣政策，總量政策與結構政策應擺正位子，理順關系。
總量政策應該為主，結構政策應該為輔；不能主次不分，甚至顛倒兩者關系。
未來應在運用好總量工具的同時，持續創新性地運用結構型工具，以彌補總量工具的不足，更好地發揮貨幣政策支持和服務實體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功能。
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要把握好度
『國際金融報』：既然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與總量型工具各有互補，都不可或缺。
您覺得未來我們該如何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
連平：未來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需要把握好度。
與總量型工具無差別地投放和收縮市場流動性不同，結構性工具的運用具有一定程度的行政主導信貸資源配置的意味。
前者在貨幣政策擴張和收縮過程中，更多地是以市場機制來調節和配置各部門的流動性。
而後者則由政策主導，主要是由行政手段來配置相關的新增信貸，市場機制配置新增信貸比重就低，與市場經濟運行的要求不相吻合，從而可能會降低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
事實上，結構性工具的使用使得央行在信貸投向問題上替商業銀行做了決策。
如果這種現象越來越多，則商業銀行商業決策的空間會越來越小。
商業銀行應該遵循國家的戰略要求，但這應該是在市場化和商業化的基礎之上。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當結構性政策支持的小微貸款比重達到較高水平時，部分商業銀行的資產結構就有可能變差，資產的流動性降低，信用風險就會逐步上升。
結構性貨幣政策是對特定領域的特定市場主體提供融資支持，這種功能比較接近財政政策的相應功能。
往往財政貼息或者財政補貼都能達到類似的政策效果。
而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往往是提供低成本資金，其實也是一種補貼。
財政補貼和貼息是財政部門的財政資源給出，而低息貸款則是央行提供低成本資金，通過商業銀行進行實施。
問題是央行承擔財政職能在何種程度上是合理的，有沒有必要貨幣政策持續不斷擴大這種職能，需要做出理性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