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國家人文歷史』
作者：張詩坪
古往今來，歷史都是由人書寫的。
對於兩千多年前發生在地中海世界的諸多往事，我們隻能從有限的古典著作中對其窺見一二。
這些古典著作的作者，既有普魯塔克、狄奧多羅斯這樣冷靜、客觀的旁觀者，也有色諾芬、愷撒這樣記錄下自身事跡的親歷者。
即使是前者那樣對事件本身持中立立場，他們所能選取的原始史料同樣往往會帶著一定的原始立場。
這就涉及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們讀到的許多希臘羅馬經典歷史著作，其敘述往往主動或被動包含了某些原始當事人預設立場。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索·恩的『發明歷史：<高盧戰記>中的史實與欺騙』一書，便是德國學者馬庫斯·紹爾對這方面一個經典案例的分析：愷撒如何在他的『高盧戰記』一書中，通過各種手段對同時代的羅馬元老院和羅馬公民進行宣傳，來達到營造個人形象、獲得政治資本這一目的。
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對古典世界政治人物獲得後世話語權的方式管窺一二。
[德]馬庫斯·紹爾(Markus Schauer) 著
翁慶園 譯
2022-9
愷撒撰寫『高盧戰記』：
與戰爭同等重要的政治宣傳
依靠高貴的出身、社交達人的性格和克拉蘇這樣的金主支持，愷撒早年的事業雖然稱不上偉大，卻也算一帆風順。
在羅馬共和國後期，帶兵在對外戰爭中獲得勝利，是一個有抱負的羅馬貴族建功立業最快速的辦法。
愷撒想要在政治上更上一層樓，就必須建立足夠大的軍功。
在此之前，愷撒當時的主要政治盟友之一龐培，已經在地中海東部建立了相當顯赫的功業。
當時的羅馬貴族要想對外建功立業，最常見的辦法便是獲得邊境行省的總督之位。
羅馬共和國的邊境地區有著各種親羅馬或者反羅馬的部落或者小王國，這些小國和部落互相之間難免存在各種沖突。
想建功立業的羅馬貴族們往往會從這裡作為突破口，以消除潛在威脅為理由，幹涉這些小國和部落之間的戰爭，進而開始自己的征服。
愷撒全身像
作為鬆散政治同盟『三巨頭』之一的愷撒，此時想方設法得到了山南高盧和伊利裡庫姆兩個行省。
山南高盧位於意大利北部，得名於『阿爾卑斯山以南』這一地理位置，從這裡往北就是數不盡的高盧部落。
而位於亞得裡亞海以東、意大利東北方向的伊利裡庫姆地區，北部毗鄰多瑙河畔，這裡的達契亞人正在從部落政治時代進入統一的王國時代。
愷撒拿到這兩個邊境行省，就是希望在高盧或者達契亞找到合適的戰爭借口，隨後在戰爭中建功立業，贏得更高的聲望、權力和更多的財富。
於是，愷撒以收到高盧地區的羅馬盟友愛杜伊部落求援為借口，開始了長達八年的高盧戰爭。
『發明歷史』這本書對愷撒在高盧戰爭中通過寫作『高盧戰記』，在高盧前線戰場之外如何在羅馬開辟了另一個輿論戰場，做了相當全面的解構。
愷撒寫作這本書，既是對前線的紀實報道，又是一種政治行為。
古典時代的希臘羅馬世界中，政治和文學之間存在著相當密切的互動。
在『高盧戰記』之前，羅馬的貴族和政治家們要麼通過資助詩人或者戲劇作家，來傳揚自己或者先人的事跡；要麼自己出版演說集、自傳或者回憶錄。
而愷撒的這本『高盧戰記』更像是兩者的中間形態。
在這本書中，愷撒用與回憶錄相近的文字風格，進行了看似平淡的敘事。
但在這種平平無奇的文風背後，愷撒的敘事方式和塑造手段卻充滿了對讀者注意力的轉移和心理的操縱。
愷撒采用了第三人稱敘事法，用『愷撒如何如何』的語句和總攬全局的視角來描繪自己的行動，這一切都會給讀者留下看上去客觀公正的印象。
在書稿的佈局上，愷撒采用了一年一卷的編年史佈局，單純按照時間順序進行記載，這種編年史的形式同樣會給人客觀記事的感覺。
在這種表面平淡、客觀的背後，愷撒通過對敘事手段的運用和對寫作素材經過深思熟慮的取舍和編排，一氣呵成完整流暢地完成了敘事。
愷撒使用第三人稱視角，又以年為單位敘事，這就突出了本書主人公愷撒的處境。
在愷撒所部羅馬軍隊陷入危急狀態時，愷撒的敘述風格會凸現出事態的不明朗性。
各種突發事件接踵而來，又給讀者帶來了極大的懸念和壓迫感。
這一切都會讓讀者產生感同身受的代入感，從而與愷撒產生共情。
單純的第一人稱回憶錄或真正的編年史，都無法產生這樣的神奇效果。
即使對同一事件的描繪，愷撒通過對素材的編排和對敘事節奏的控制，也實現了完全不同的敘事效果。
如高盧人反抗羅馬的領袖人物，被許多近現代法國人視為民族英雄的維欽托利。
普魯塔克用很長篇幅勾繪出了這一形象，他筆下的維欽托利更像希臘悲劇中的主角一般。
普魯塔克描繪出的維欽托利最終失敗場景，讓大部分讀者都感受到了一種英雄末路的痛苦和沉重。
而愷撒描繪相近場景時，僅僅用一句『維欽托利被交換出來了，武器被扔到一起』《『高盧戰記』第7卷第89節第5行》就戛然而止，讀者甚至來不及對維欽托利產生任何共情。
如果說對維欽托利投降場面是故意縮減，愷撒對於另外一些場面則會人為虛構許多內容，如他時常對敵我雙方的會議、談判和演講進行文學再創作，來烘托氣氛、刻畫人物形象。
就這樣，愷撒把自己藏身於敘事者的角色中，以回憶錄的標題和文風為偽裝，建立了一種全新的體裁，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如法國哲學家米歇爾·拉姆鮑德《Michel Rambaud》就曾批評『愷撒隻展示對他有利的那一面真相。
他的報道形式，就是我們所稱的歷史變形的藝術』通過這種方式，正如本書標題所言，愷撒在『高盧戰記』中成功發明了歷史，對羅馬元老院和羅馬人民做到了自己希望的自我呈現，在潛移默化中讓許多人接受了自己所述事實真相。
這本書對愷撒這種高明的宣傳技巧有著極為精確的解析和評論，此處試著摘錄兩小段：
『愷撒賦予他的高盧戰爭版本一種普適性紀實報道的色彩，他對該歷史事件個性化的解說以及他的自我表現幾乎沒能引起注意。
愷撒的自我宣傳小冊子的精華之處恰恰在與，它幾乎不會被認成自我宣傳』
『如果由專業的歷史學家來描述高盧戰爭，他就不會把它單單塑造成愷撒的個人功績，而是會給其他羅馬指揮官和其他主角更多的出場機會，他會把有利的評價更平均地分配給各主角，愷撒將不再是事件中心唯一的英雄。
同時還必定會出現更多針對愷撒本人，針對他的野心乃至於針對他單個軍事決定的批評』
通過『高盧戰記』高超的修辭和策略性的行文佈局，愷撒贏得了與高盧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另一個戰場：對羅馬元老院和羅馬公民的宣傳戰。
愷撒成功證明自己的所作所為合理的，即使許多時候他在高盧的行為公開違背了羅馬的法律，也都是為羅馬利益不得不為的權宜之策。
在擁有優勢時，愷撒往往會對雙方的力量對比一筆帶過；在勢均力敵或者處於劣勢時，愷撒則會極度誇大對手的實力，縮小自己的真實力量。
通過這種手法，愷撒的許多勝利便充滿了戲劇性乃至傳奇色彩，他成功塑造了一個能夠逆轉大局的英雄形象，進而為自己在羅馬元老院和羅馬公民中間贏得了巨大的聲譽。
而對於一些錯誤的軍事決策或者敗仗，贏得了最終勝利的愷撒也能輕描淡寫之間掩蓋過去。
不過就愷撒一生的軍事和政治生涯而言，『高盧戰記』僅僅是他『發明歷史』的開始。
愷撒『發明歷史』是常態，
而不僅限於在『高盧戰記』中
愷撒不但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同樣是一位卓越的歷史寫作者、演說家和政治鼓動者。
他在『高盧戰記』中用種種修辭和文法策略重構了自己征服高盧這段歷史，對自己軍事決策的失誤甚至敗仗進行掩飾，塑造自己完美英雄的形象，為自己獲得了大量的政治資本。
愷撒在當時被羅馬人普遍視為『野蠻人地區』的高盧作戰時，已經如此註重話語權的掌控。
當愷撒越過盧比孔河、兵進羅馬，正式挑起了羅馬內戰之後，他除了需要和元老院及龐培爭奪戰場上的主動權外，還需要為爭奪話語權而戰，畢竟嚴格從法理上看，這是一場標準的叛亂。
在愷撒的『內戰記』中，不但繼承了『高盧戰記』中『發明歷史』的傳統，還把這種充滿了欺騙與自我呈現的寫作手法發揚光大了。
在羅馬內戰最具有決定性的法薩盧斯戰役中，愷撒率領麾下人數較少但更為精銳的三萬左右軍隊，擊敗了人數更多且具有騎兵優勢的龐培所部約六萬人。
現代史學家根據愷撒對戰役過程的描繪，通常取向於采信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一書中雙方的傷亡數字：勝利的愷撒一方損失了1200人左右，而失敗的龐培一方損失大約6000人。
考慮到雙方都是戰力相近的羅馬軍隊，這實在是一次相當輝煌的勝利，堪稱愷撒戎馬一生的軍事最高成就。
但在愷撒的『內戰記』中，如此偉大而輝煌的勝利似乎還不夠凸顯他個人的無敵形象。
在『內戰記』中，愷撒用他一以貫之的第三人稱視角描繪到：『戰役中，愷撒損失了不到200人，但其中包括了大約30位百夫長，他們都是英勇善戰的資深軍官……龐培這邊有15000人戰死，24000人被俘』 《參見愷撒『內戰記』3.99》通過大幅縮水己方傷亡人數，誇大對手的損失，愷撒宣稱自己在法薩盧斯戰役中獲得了1：70的交換比，這是羅馬人對『蠻族』作戰時都很難達到的。
影視劇中的愷撒形象。
來源/紀錄片『羅馬帝國』截圖
理論上，勝利者留下的言論往往更容易被采信，因為失敗者的言論甚至很少會被記錄下來。
遺憾的是，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提供了更可靠的傷亡數字，而且這個數字得到了愷撒『內戰記』『30位百夫長』描繪的佐證，這個損失明顯與1200的普通士兵傷亡更為匹配。
因此，愷撒對此戰雙方傷亡的宣稱數字，在後世基本不被采信。
而『高盧傳記』中一些相似的『愷撒有情有義、英勇無敵，以一敵百大破野蠻不講規矩的高盧人』式宣傳，則成功流傳到了後世。
畢竟，維欽托利的族人們要麼被殺或淪為奴隸，要麼很快羅馬化了，高盧人喪失了話語權，直到拿破侖三世時代才有以維欽托利為主角的高盧民族主義宣傳。
而在羅馬內戰中，西塞羅、小加圖這些留名後世的哲學家、文學家和修辭學家都是當事人，愷撒想要壟斷話語權就顯得毫無可能了。
他在自己的書中基於輝煌勝利的過度吹噓，反而經常遭到近現代史家的辛辣諷刺和批評。
愷撒是羅馬共和國末期數一數二的偉人，無論在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都體現出了極為卓越的天賦，即使放在整個世界古代史中看，愷撒都堪稱最頂級的人物。
但愷撒把已經極度輝煌的法薩盧斯戰役雙方傷亡吹過了頭，反而讓更多後世研究者和讀者注意到，他在『高盧戰記』『內戰記』諸作中對自己存在過度的美化和粉飾。
其中的另一些自吹，哪怕以經歷了近現代各種誇張宣傳的今日標準來看，也顯得有些過頭。
龐培死後，進入埃及的愷撒忙於重組埃及的政局。
在完成埃及的政局重組、扶植盟友兼情婦克婁巴特拉七世擔任埃及新法老後，愷撒本當返回意大利，處理應對羅馬各種政治局面。
但此時的愷撒不免有些懈怠，甚至一度在埃及耽於享樂。
這不但導致反對他的共和派貴族們重新在北非的迦太基等地聚集起了龐大的軍隊，也讓喪失愷撒本人坐鎮的羅馬城等地政治形勢一片混亂。
因為這種內外交困，到公元前47年，包括愷撒最嫡系的第十軍團在內的許多部下，都因為對愷撒個人不滿的相繼發起了兵變，分別提出了加薪、退役和分配土地等要求。
愷撒『內戰記』中記述了他幾次平定兵變的經過，兵變在愷撒筆下反而成為他展示個人魅力的舞臺。
在平定第九軍團的騷動時，愷撒宣稱要使用什一抽殺令，鎮住了士兵，隨後又在身邊幕僚的勸解下沒有處罰任何人。
在平定自己一手調教出來的頭號嫡系第十軍團兵變時，愷撒僅僅靠著改換對變兵的稱呼，就讓變兵們感到心痛不已，主動要求愷撒對他們處以什一抽殺的懲罰後原諒他們。
最終愷撒在晾了第十軍團一段日子後，與他們和解並讓士兵歸隊了。
不過現代學者們卻敏銳地發現，這些變兵的主要訴求是戰時加薪和戰後退役並分配土地，愷撒先後都滿足了他們。
愷撒在面臨最嫡系的士兵普遍不滿時能迅速平定局面，主要是因為他第一時間答應了這些士兵的主要訴求，但在愷撒的筆下，他在這種實質性問題上的妥協被隱去了，隻剩下自己魅力感化一切的神話故事。
愷撒固然極具個人魅力，可如果依靠個人魅力就能壓服變兵，這些士兵最初怎麼會走到兵變這一步呢？
隻能說，愷撒不但是偉大的軍事家、政治家，還是偉大的文學家、心理學家和人心操弄專家。
而他在這些方面的卓越天賦，又在後人面前進一步放大了自己在軍事和政治上的能力。
『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
愷撒絕不是孤例
中國北齊年間的魏收作『魏書』時，曾毫不遮掩地說道：『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 北齊政權繼承自北魏，北齊大臣們的權力再大，要是敢給魏收看臉色，魏收只要在『魏書』中抬舉他和他在北魏為官的祖先們幾句，就足以讓他上天；要是有不識相的，魏收在『魏書』裡貶損他和他祖先幾句，就足以讓他入地。
這句話很直白地說出了歷史書寫中的話語權問題。
愷撒是掌控和操弄這種話語權的頂尖高手，但在古典歷史著作中，愷撒也不過是諸多話語權掌控案例中較為成功的一個罷了。
古典時代類似的成功案例還有許多，其中很大一部分直到近現代隨著史學方法的巨大發展才被歐美學界識破。
其中堪與愷撒相提並論的一個經典案例，大概是托勒密對亞歷山大大帝及他麾下各主要部將形象的塑造。
『魏書』書影，中華書局1987年版
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古典時代關於亞歷山大大帝的主要記載，最主要的是羅馬帝國政治家、軍事家和史學家阿裡安所編『亞歷山大遠征記』，以及與阿裡安幾乎同時代的普魯塔克所撰『希臘羅馬名人傳』。
除此之外，公元前1世紀的史學家西西裡的狄奧多羅斯(Diodorus Siculus)所著『歷史叢書』對這段歷史也有較多敘述《這套書目前還沒有漢譯本》。
狄奧多羅斯著述的時代距離亞歷山大活躍時代大約隔了三百年，阿裡安、普魯塔克距離亞歷山大活躍時代更是隔了近五百年！這些人寫作亞歷山大大帝事跡時，也必須參考更早的原始史料，這些原始史料自然是亞歷山大生前在他身邊參與了東征的部下記錄下來的。
亞歷山大大帝死後，他生前的部將們為了爭奪主君留下的遺產而反目成仇，大打出手，這便是著名的繼業者戰爭。
既然如此，他們在記載亞歷山大大帝生前歷史時，自然會選擇美化自己在這段歷史中的角色，並且貶低自己的政治對手們。
這些記錄能經歷時間長河洗滌並最終流傳下來的，主要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開創者『救星』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以及亞歷山大生前的秘書攸美尼斯，這兩個人最終獲得了亞歷山大東征這段歷史在後世的話語權。
攸美尼斯在亞歷山大大帝死後的繼業者戰爭中很快身死，他的記錄主要通過他的同鄉和部下、後來成為史學家的希羅尼穆斯《Hieronymus》流傳後世。
而托勒密一世在這段歷史書寫中的影響力顯然更大。
哈佛『洛佈古典叢書』中的狄奧多羅斯『歷史叢書』，筆者近日拍攝於本地圖書館
比起之前的馬其頓國王們喜歡把希臘世界的文學家、藝術家邀請到宮廷裝點門面來，托勒密一世明顯進了一大步。
他本人就是一位相當優秀的寫作者，寫下了一部回憶錄，記錄了亞歷山大大帝的遠征。
阿裡安著作的開頭如此介紹了他作品的資料來源:
『托勒密《拉古斯之子》和阿裡斯托佈魯斯《阿裡斯托佈魯斯之子》都曾撰寫過亞歷山大的歷史。
他們二人所敘述一致的事跡，我都作為相當準確的材料記載在我這本書裡；不一致的地方，我就選用我認為比較接近事實，比較有記述價值的東西。
關於亞歷山大的事跡，別的人也有許多撰述。
事實上，還沒有一個人物象他那樣有這麼多歷史家進行記述，所記內容又這麼不一致。
我認為托勒密和阿瑞斯托佈拉斯二人的記述較為可靠。
因為阿裡斯托佈魯斯曾隨國王亞歷山大轉戰各地，托勒密則不但有同樣經歷，而且他本人也是個國王。
對他來說，撒謊比別人更不光彩。
此外，他們二人撰寫亞歷山大歷史的時候，既然他已經死了，就再不可能有什麼力量強制他們說假話，而他們自己也不會因為說假話得到什麼好處』
這裡的阿裡斯托佈魯斯是一位跟隨亞歷山大大帝出征的希臘裔工程師、建築家，在遠征軍中擔任隨軍工程人員，曾修復過波斯開國君主居魯士大帝的陵墓。
他在亞歷山大死後的，繼業者時代倒是從政界退出，所著作品即使略有個人好惡，也能基本公正。
托勒密的描繪整體還算客觀，但在一些細節上卻充分享受了一把『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的快感。
阿裡安評語中『國王撒謊更不光彩』的理論實在有些天真。
作為從普通貴族到開國君主的托勒密一世，他的回憶錄正如愷撒『高盧戰記』等著作一樣，既寫給同時代的人看，也要在後世面前營造自己的歷史形象，反而比一般人更有粉飾動機。
除了誇大自己在東征時代的作用和地位，托勒密還暗中貶損了他的政敵帕迪卡斯一把。
帕迪卡斯是亞歷山大臨死前任命的攝政，他維護帝國統一的努力與意在割據的托勒密之間的沖突，最終導致了亞歷山大死後馬其頓帝國的第一次大規模內戰，也就是第一次繼業者戰爭。
這也是托勒密統治埃及四十年受到的兩次最嚴重挑戰之一。
阿裡安著作中有一些對帕迪卡斯頗為不利的記載，譬如亞歷山大率軍圍攻哈利卡納蘇斯《Halicarnassus》城時，帶著包括帕迪卡斯所部士兵在內的重步兵發起第一次進攻，但是遭到了失敗。
這次戰敗的原因在於，帕迪卡斯所部士兵都喝得酩酊大醉。
不過現代史學家們現在通常並不相信這些描繪，而是認為阿裡安受到了托勒密回憶錄的誤導，托勒密在這裡有意抹黑給他帶來過極大麻煩的政敵帕迪卡斯。
更關鍵的是，這次失敗本身很可能也是子虛烏有，因為亞歷山大很快就成功攻下了這座城市。
從愷撒和托勒密的例子我們不難看出，古典時代的許多創業型君主都有著高超的宣傳水平。
他們通過回憶錄、戰記等方式，不但在同時代各陣營的盟友、對手或部下之中，成功營造出了自己希望立的人設。
時至今日，在和他們生前事跡有關的歷史書寫中，他們仍然掌握了相當大的話語權。
從這個角度看，他們生前所建立的王朝和輝煌功業早已煙消雲散，而他們在輿論場上獲得的勝利卻更為持久。
作者 | 張詩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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