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年糾正的冤錯案件看，證據和證明問題最易成為刑事審判中的『滑鐵盧』。
一些刑事案件的客觀直接證據相對薄弱，有的主要依靠被告人供述《口供》和間接證據定案，此時如何審查口供至關重要。
口供天然具有易變性和不可靠性，出於各種原因，被告人逃避制裁、被迫認罪、包攬罪責等情形均不鮮見。
實踐中，一種常見方法就是從『親歷性事實』判斷口供的真實性和證明力，其廣泛存在於庭審質證、法官心證和裁判文書之中，如認定某事實系被告人『非親歷不能知曉《描述》』。
『親歷性事實』的價值和類型
『親歷性事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親身經歷的犯罪事實和體驗，尤其是外人不得知、偵查機關未掌握的那部分，有助裁判者判斷真偽。
『親歷性事實』的審查是貫徹自由心證原則的體現，具有兩方面功能：一是驗證性功能，裁判者通過一些細節驗證口供的真實可靠性，確證案件事實；二是補強性功能，當根據口供提取到客觀性、隱蔽性證據時，可以對口供進行印證或補強，提高司法證明的完成度。
從證明方向看，『親歷性事實』有證實和證偽兩種價值，類似於日本學者所提『秘密的暴露』和『無知的暴露』，前者指真兇在交代自己的體驗與記憶的自白中，包含著令事實浮出水面的某些內容；後者即無辜者被迫供述時顯現出的『非犯罪體驗者』的想象性講述。
在日本刑事訴訟法中，判斷『自白』證明力的標準之一就是自白是否符合客觀事實的要素，包括是否『揭露秘密』。
可見，『親歷性事實』的審查並非地方性經驗，而是反映了共通的司法認知規律。
從刑事司法實踐看，『親歷性事實』包括以下情形：一是先供後證的客觀性證據和隱蔽性證據，如被告人供述的埋屍地點、財物和作案工具去向等，並據此提取到相關物證、書證。
二是犯罪時間、地點、行為和對象中的隱秘性細節，如某強奸殺人案中，被告人供述先打算將被害人拋屍到甲化糞池，但蓋板太重，移動未果，乙化糞池蓋板較小較輕，遂拋屍到乙化糞池，後與偵查人員稱重一致。
三是與案件本身無關但可驗證的事件和信息，如某故意殺人案被告人供述藏身被害人家閣樓，聽見鄰居來吃飯聊天，與證人證言印證；某交通肇事案被告人供述撞人後往左避讓的細節，與監控視頻印證。
四是作為犯罪親身經歷者的實感和體驗，如前述強奸殺人案中，被告人在訊問中模擬了性侵被害人的動作，還供述拋屍時將被害人頭朝後扛在肩上，被害人的肚子貼著他，他明顯感受到還有微弱的呼吸。
以上均屬於犯罪人獨知的事實或特有的體驗，不為外人所知，在歷史真實與法律事實之間建立起了聯結點，強化了證據的質量和數量，對於個案證明具有較高價值。
『親歷性事實』的誤判風險
『親歷性事實』本質上屬於經驗法則的范疇，有賴於裁判者的經驗知識，其最大風險就是以個人經驗主觀擅斷口供證明力，先入為主進行有罪推定；以口供審查替代全案證據審查，降低證明標準，引發冤錯案件。
實踐中應當防范三種誤區。
一是側重『秘密的揭露』，忽視『無知的暴露』。
在層層推進的線型刑事訴訟構造下，偵、訴、審協作配合有餘但制約不足，有罪思維定勢和積極追訴的慣性比較明顯。
表現在『親歷性事實』判斷中，就是以證實為主，證偽功能發揮不夠。
如福建繆新華案中，雖有被告人供述《後翻供》、勘驗筆錄和作案工具等證據，但對於偵查機關未掌握的分屍地點、被害人佩戴首飾去向等情況，被告人供述不清、缺乏細節，口供與其他證據未形成印證。
遇到此類案件，要認真分析究竟是犯罪人逃罪的伎倆，還是無辜者『無知的暴露』，結合其他證據審查能否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
二是傾向選擇性認定，忽視全面性審查。
許多冤錯案件表面上看證據數量充分、供證一致，但只要仔細甄別，就能發現口供中有無法排除的矛盾，或者不利於定罪的反證或疑點，若對此視而不見甚至蓄意掩蓋，就會誤判案件事實。
如聶樹斌供述的作案地點、藏衣地點、屍體上的白背心、頸部花上衣、自行車位置等，與現場勘查筆錄、屍體檢驗報告內容基本一致，但以上供證一致是先證後供的結果，對判斷口供證明力價值不高；同時，聶樹斌對作案動機、被害人年齡、衣著、體態等事實細節供述前後矛盾、反復不定，無法與其他證據印證。
三是註重口供的經驗判斷，忽視客觀證據收集。
有的案件因年代久遠等原因客觀證據比較薄弱，通過審查『親歷性事實』形成心證、補齊證據鏈條實為無奈之舉。
但有的案件則是受『重口供、輕證據』理念支配，偵查機關將重心放在突破口供上，怠於收集客觀證據，造成證據規則的失守。
實踐證明，現有的口供生產機制仍無法保障口供的自願性和真實性。
對口供的過分倚重和對個人經驗的盲目自信，導致錯失調取關鍵物證的時機，釀成冤錯案件。
『親歷性事實』的審查方法
從實踐看，『親歷性事實』的審查存在認識不一致、規則不統一等問題。
為了防止『無真實性擔保』的口供『長驅直入法官的心證』，助長司法擅斷，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一是審查是否存在非法取證及供證關系。
被告人供述的自願性是口供真實可信的前提，非法取證方法之下，口供的真實性往往難以保障。
因此，裁判者僅靜態審查案卷筆錄是不夠的，還要動態審查口供的形成過程，包括是否存在逼供、威脅、指供、誘供，指認、辨認工作是否規范，同步錄音錄像是否全面記錄，口供是否隨證而變等。
如浙江張氏叔侄案中，張輝原本不知道『留泗路』，但『獄偵耳目』在指認現場前向其提示了拋屍地點，張輝遂根據路牌標識指認了拋屍現場。
如果孤立、靜態地看，認為張輝指認出留泗路屬於非親歷不可知，就犯了形而上學的錯誤。
此外，還要審查口供與其他證據的時間先後和邏輯關系，先供後證的價值一般大於先證後供，因後者存在偵查機關根據起獲的證據逼供、誘供的風險。
有的案件中，裁判者根據被告人供述與現場勘查筆錄、屍體檢驗報告等一致，認定被告人不親歷不可知，但由於負責審訊和現場的偵查人員可能進行信息交換，如不能排除逼供、誘供的信息源，則上述『親歷性事實』和供證一致的價值就會打折扣，尤其在客觀證據薄弱的案件中，定性時應當謹慎。
二是審查口供內容是否符合邏輯與經驗。
裁判者運用的邏輯與經驗應當是日常的、普遍的而非罕見的、個別的，口供蘊含的案件信息應當是有細節的而非泛泛的，供述的因果進程應當是自然的、合理的而非異常的，如果明顯不符常情常理，嚴重偏離一般社會認知，則應當警惕。
如聶樹斌案中的關鍵物證花上衣，再審判決指出，證據顯示聶家當時經濟條件較好，襯衣就有多件，無證據證明聶有過偷盜劣跡，也無證據表明其對女士衣物感興趣，而涉案上衣是一件長僅61.5厘米且破口縫補的女式花上衣，不適合聶穿著，故聶供述偷拿自穿不合常理。
三是酌情考慮情態輔助審查口供。
『情態，謂表見於行為之情狀』中國古代有『五聽斷獄法』，現代證據制度中也有『以人之態度為證據方法』，如『人之表情、舉止、手勢、眼色、語調、羞忿、驚惶、躊躇、動靜及其他精神異常等』，雖然情態不是法定證據類型，但情態與口供相伴生，實踐中主要輔助判斷口供真偽和發現真實。
如前述強奸殺人案中，被告人指認現場時供述：『睡不著，怕她《被害人》窗子裡面伸手進來』同步錄音錄像顯示在訊問的間隙，被告人嘆氣自語：『就是有點後悔也太晚了』由於不存在外在壓力，以上情態可以輔助審查口供的證明力。
應當注意，『情態證據』雖有心理科學和神經生物科學依據，但因主觀性太強，無法規范和量化，可能加劇司法偏見，將案件引入歧途。
如呼格吉勒圖案中，被告人剛成年且涉世未深，在主動報案時因害怕而精神緊張本屬正常，但辦案人員卻據此認為他有犯罪嫌疑。
故而此種方法必須慎之又慎、嚴格適用，更不應作為單獨的證據使用。
四是審查口供是否與其他證據印證。
『親歷性事實』的審查屬於口供范疇，需要結合其他證據綜合定案，而不應孤立考量；即便認為口供證明力較高，也不能取代全案證據審查，應遵循『孤證不能定案』原則，並達到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口供即使看上去再可信，也應能夠與其他證據印證，且所有證據指向一致，沒有無法排除的矛盾。
道者術之源，術者道之表。
『親歷性事實』雖然是一個實踐性、技術性問題，但審查判斷過程體現了裁判者的智識、理性和經驗，反映了無罪推定、證據裁判、人權保障等理念，用之得當可謂明察秋毫，用之不當則存在冤錯隱患。
『刑操生死，法執衡權』，裁判者不可不慎。
《作者單位：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