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門關上，兩個人擋住了出口的路。
瑪格麗特·賈德森《Margaret Judson》站在一個小房間裡，背對著遠處的墻。
她的襯衫半開著，裙子撩到了臀部。
乳房、右大腿，被這兩個人的手占據。
作為一名演員，賈德森在試鏡了被稱為『小黃臺』的美國HBO電視網制作的劇集『The Deuce.』《墮落街傳奇》中的角色。
預設的場景中，她是『雄心勃勃』的女演員希瑟，要扮演一部x級電影裡的女獄警。
她回憶起在一個電影片場，導演和制片人試圖在最後一刻逼迫她拍一場性愛戲。
她想，『我又要在鏡頭前脫掉衣服了嗎？』
這聽起來很像MeToo運動中的受害者陳述，但事實上，『它更像是相反的東西』。
賈德森繼續講述著這個故事：在拍攝前一天晚上9點左右，電話響了。
一位自稱艾麗西亞·羅迪斯《Alicia Rodis》的女士說，她將負責節目中的裸體和性愛鏡頭。
『這是一個我甚至都不知道存在的角色』
羅迪斯是一名親密協調師《Intimacy coordinator》。
在鏡頭場景涉及到演員之間的親密接觸時，親密協調師需要提供一些專業性的指導，以防止潛在的性暴力和騷擾，同時使表演更自然。
賈德森說，絕大多數時候，羅迪斯像『畢業舞會上的監護人』一樣看護著片場。
『她確保合作的男演員們在開始拍攝前洗手，拍完之後將身體擦幹凈。
她經常和我住在一起，給我帶水、咖啡和薄荷糖。
她還精心設計了某些動作，就像一位特技導演』
羅迪斯指出，在模擬性愛場景中，演員可能會被觸碰到身體的某個脆弱部位，應該得到和打鬥場景中一樣的關注和保護。
因此進入劇組時，她會另外自備工具——一個小箱子。
裡面裝滿膠帶、剃毛刀和不同膚色的、看起來像連褲襪的東西：Shibue和Hibue。
它們是由特殊服裝公司制作提供的保護性服裝道具，用來為男女演員遮蔽性器官。
拍攝性愛戲之前，演員要先把Shibue或者Hibue貼在身體的隱私部位，『每個人看起來就像沒有性器官的芭比娃娃』。
這樣，片場可以拍攝到全裸鏡頭，但演員的生殖器不會被暴露和碰觸。
羅迪斯的到來完全扭轉了床戲鏡頭的拍攝基調，將拍攝的主動權交還給了演員。
在拍攝的過程中，親密協調師需要確保在場的演員和工作人員都明白場景裡的故事情節，非必要的工作人員禁止隨便出入現場，並確保演員不會被要求去做超過他們預期尺度的動作。
她會先同演員進行一次私密談話，之後幫助促成前期導演、編劇和演員的充分溝通：要達到什麼效果，演員能接受怎樣的動作，想不想裸露身體，接不接受性愛鏡頭，如果可以，能接受的尺度多大，哪些可能會使人不舒服等等，並為他們的合約寫入詳實的附加條款，在開拍前達成共識。
譬如，在『墮落街傳奇』中，『法瑞爾在拍攝中將會隔著衣服觸碰米德的胸部，緊接著米德要隔著法瑞爾的褲子抓住他的襠部《法瑞爾會提前在衣服下面穿戴一個假陽具》』
盡管在2003年，『親密協調師』這一概念已經出現在親密協調師國際組織《intimacy Directors International》創始人之一托尼婭·西納《Tonia Sina》的畢業論文中，但它在實踐中第一次被引入劇組卻是15年後。
2017年，MeToo運動席卷好萊塢，人們驚訝地發現在這片秘密的造夢之地裡，權力的天平向導演、制片嚴重傾斜，這成為一個契機。
之後的幾年，演員們開始呼喚自身權利的回歸，性愛戲中引入親密協調師的需求迅猛增長。
以至於到了2019年，路透社已將親密協調師稱為『好萊塢增長最快的職業』。
2018年，『墮落街傳奇』第二季開拍。
由於該片第一季的執行制片人詹姆斯·弗蘭科《 James Franco》 曾遭指控，稱其在拍攝期間行為不端，強制拿掉女演員下體的遮蔽工具，女主演艾米莉·米德《Emily Meade》堅持要求聘請一位性愛場景的專業指導。
她聯系到了同為親密協調師國際組織創始人之一的羅迪斯 ，並獲得了劇組的同意。
在此之前，服裝師和化妝師通常兼任照顧演員的角色。
他們會在拍攝間隙遞上戲服，並瞥一眼監視器，以確保鏡頭沒有透露超出約定的內容。
米德的堅持，為過往『糊裡糊塗』的性愛戲拍攝帶來了第一個新變化。
在『墮落街傳奇』之前，米德拍攝過不少困難的床戲。
她在16歲的時候拍了第一場性愛戲，拍攝過程中多次感到不舒服，『即使時隔這麼多年回首往事，那種不適感也非常真實』 『讀劇本的時候我很怕。
因為互聯網的存在，我總覺得我一輩子都會看到自己不穿衣服給人口交的照片』『墮落街』密集的床戲鏡頭再一次激活了米德的創傷。
而親密協調師羅迪斯的到來，讓她感到『這是那麼自然，那麼必要』。
拍攝當天，羅迪斯讓兩位演員練習長時間對視，之後兩位演員輪流邀請對方觸摸自己的某個身體部位，例如手、膝蓋、大腿等。
在親密協調師們看來，這不是一個演員在撫摸另一個演員，而是一個角色在撫摸另一個角色，演員們是在進行肌肉層面的接觸。
當兩名演員重復一組動作時，他們用非性的語言來解釋舞臺指示。
譬如，將『愛撫你的伴侶』替換成『用你伴侶的臉的一側進行皮膚接觸』。
這不僅更具體，而且沒有性暗示。
『我們發現場景變得更幹凈了』
即使在拍攝正式開始後，羅迪斯也有權不時喊停，對兩人的動作進行微調，對場景的安全性與藝術性進行平衡把控。
比如，她會建議男方觸摸女方胸部的手指更彎一點，這樣像是『溫柔地觸摸』，而不是粗魯地把對方放倒。
結合劇情設定，這樣更能展示法瑞爾是飾演妓女的米德生活中除了皮條客之外，第一個真正產生感情的人。
對演員們來說，人性化的指導和關懷幫助他們充分『打開』自己，進而，他們對表演有了更自如的把控。
回想這一領域曾經的『即興發揮』模式，米德感到難以置信，『到了2018年，性行為才得到了與暴力、動物或兒童同樣敏感和脆弱的對待，這太不可思議了』
『我希望這不是一種選擇，而是必須的，就像特技協調員，或者是孩子和動物的監護人』
賈德森對此有著同樣的想法，『雇傭像羅迪斯這樣的人是多麼不需要動腦筋的事』
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等西方國家內部出現的文化浪潮對電影行業有著深遠的影響，其中也包括對『性』和情欲的重新想象。
這意味著在鏡頭背後，面臨考驗的演員不在少數。
盡管演員們認為性愛表演同樣充滿危險，但他們卻很難得到同等的保護和重視。
拍攝別的戲份時，導演可能會花好幾個小時講解，甚至具體到該在哪個時間點開門、在開門後的幾秒講臺詞。
但到了拍情色戲，演員得到的指導卻可能隻有一句：『把衣服脫了』
親密協調師國際組織成員傑西卡·斯登洛克《Jessica Steinrock》 的采訪截圖。
缺少了溝通環節，情色戲對於演員來說更加艱難。
在拍攝的過程中，演員隻知道自己要和對方抱在一起、親吻或是接觸隱私部位，但他們不知道自己的胳膊該怎麼放，親吻要持續幾秒，要用多大的力氣抓對方的屁股。
更重要的是，他們不知道下一秒伸向自己的手，是會讓自己更投入，還是讓自己感到惡心。
長期以來，在影視行業內，這似乎已被看作一種『必要的』犧牲和妥協。
英國女演員艾米麗亞·克拉克《Emilia Clarke》在電臺采訪中提到拍攝『權力的遊戲』時的經歷：起初，面對劇本裡的裸戲，她安慰自己這是劇情需要。
但當真正脫下衣服、站在一大群人面前的時候，她卻隻感到無助。
盡管如此，劇組通過玩『心理戰』，仍然『騙』她演了大量的裸戲。
以至於兩次拍攝的間隙，她總要躲到洗手間大哭一場，才能繼續接下來的戲份。
獲得金棕櫚獎的同性電影『阿黛爾的生活』中，很多觀眾對兩個女主的情欲戲印象深刻。
『一種愉悅與絕望交織在一起，讓觀眾不覺得這是色情戲，而處在一種浪漫和痛苦的邊緣』然而，兩位演員曾在片場請求停止拍攝，遭到拒絕。
在看似美好的情欲鏡頭背後，兩位女演員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身心剝削。
『一個20多秒的鏡頭，我們花了十個小時才拍完』
『很丟臉，感覺自己像個妓女』
來自英國的親密協調師克萊爾·沃登《Claire Warden》是羅迪斯的同事。
在她看來，這是一種『完全無法讓人接受的虐待』。
『我要做什麼』『這樣做行嗎』『現在要幹嘛』，她聽過無數次這樣小心翼翼的詢問。
而這背後存在著的，是更多將親密表演處理得很糟糕的故事：演員在拍攝時被性侵、被性騷擾，不該出現在片場的人卻在現場旁觀。
讓她高興的是，在作為親密協調師加入劇組之後，和沃登合作的演員幾乎都會因為她的存在而感到興奮，這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他們在情欲戲中尷尬和不知所措的處境。
沃登認為，親密協調員的職責並不是制片人或其他劇組的工作人員能夠輕易取代的。
『首先，這並不是他們的本職工作，他們不了解這裡面的復雜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制片人和演員間存在的權利關系』
在這樣的名利場中，一切都因不斷流動而變化莫測，可以被隨時推倒，重新洗牌。
盡管制片人對演員說：『你可以自己做選擇』，但對於新生演員來說，拒絕可能並不僅僅意味著對眼前這個人說『不』，也切斷了與他相關的那些復雜纏繞的關系、資源和機會。
而親密協調師的加入打破了這樣的權力結構。
當專業、對位的指導成長為一種成熟的體系，失落的話語權也重新回到演員們身上，他們得以自由表達想法和訴求。
2018年10月，HBO宣佈未來所有涉及性愛場景的影片都將有一位親密協調員在場，而北美非營利組織，比如2016年成立的親密協調師國際組織(intimacy Directors International)，也在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
對於沃登來說，HBO、百老匯這樣的大公司對這個角色的支持至關重要。
因為#MeToo的實質就是一場反抗不平等權力關系的運動，一些當權者的參與，正是促使這場運動發生改變的關鍵所在。
『所以我們需要找到這些有權力的同盟，並讓他們參與到對話中來』
安全與藝術：重新想象情欲
1972年，電影『巴黎最後的探戈』(LastTango in Paris)上映，其中有一個臭名昭著的鏡頭：19歲的女演員瑪麗亞·施奈德(Maria Schneider)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用黃油和法棍實施肛交，這被譴責為某種『類似性虐待的行為』。
幾十年後，談及這件往事，她覺得自己『被強奸了』。
但導演貝爾納多·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曾為此辯護，稱他希望施奈德『感受到憤怒和羞辱，而不是去表演』。
這顯示出一種相反的觀點，也證明在劇組中引入『親密協調師』仍然沒有成為行業共識，部分影視從業人員對這個新角色持臂觀望。
要安全，還是要藝術？沃登坦陳，自她從業以來，這樣的質疑從未間斷。
人們擔心情欲戲中的『化學反應』和微妙玄機，會隨著親密協調師帶來的重重標準、界限、規矩而消解。
駐倫敦的親密協調師伊塔·奧佈萊恩《Ita O’Brien》也遭遇了類似的困境。
作為一名前舞蹈演員和導演，她和其他親密關系協調人員以及專業特技演員一起組織了親密研討會，其中一項活動是模仿馬和大猩猩的交配節奏來放鬆自己，以適應性愛戲的拍攝。
許多參與者說，標準化的指導減少了性愛場景的尷尬。
但另一部分人卻認為，奧佈萊恩像是他們不需要的『電燈泡』。
他們問，『為什麼這個女人讓我像大猩猩一樣呼吸，像魚一樣行動?』
然而，托尼婭·西納認為：『舞臺性愛和真正的性愛完全不同，它是假的。
它必須被傳授，必須被單獨編排，不應該有任何灰色地帶』 建立在既定準則上的親密關系『給了每個人規則、界限、語言和交流』。
在悉尼，演員們和一位導演合作，創造一個親密的場景，大聲說出他們喜歡被觸摸的地方，不喜歡被觸摸的地方。
關鍵是，在解開腰帶或撫摸別人的大腿時，要問一句:『這樣行嗎?』
親密協調師國際組織的三名女性成員 從左到右依次是：克萊爾·沃登《Claire Warden》、托尼婭·西納《Tonia Sina》、艾麗西亞·羅迪斯《Alicia Rodis》。
沃登並不擔心這會使得親密戲失去『火花』。
她說，演員的工作其實就是讓一些不真實的東西看起來真實，就像他們走到桌子旁拿起一張紙，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劇本就是這麼寫的，然後他們才去琢磨怎麼樣拿紙才能看起來像真的想去拿紙一樣。
『性愛場景也是一樣的，如果他們對即將發生的事情毫不知情，你是會從他們的臉上看到這種緊張和害怕的。
這個時候我來告訴他們下一步該怎樣做，打消他們的顧慮，反而更能讓他們跟著自己的沖動走，碰撞出化學反應。
演員之間的信任會讓表演更加真實』
合作之初，一些導演和演員也曾對沃登有過排斥情緒，但她理解這樣的想法。
在這個行業裡，人們已習慣了曾經的運作模式，很多人不願改變現狀。
『演員們一直都在一種沒有保障、關心，甚至是被虐待的情況下工作，他們已習慣認為，演員就是要聽從導演的要求，如果不聽，他們就不算好演員』
但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很多演員都跟我說過，有了我這個角色後，他們和對方的連結更深刻，更真實了，因為他們不會再擔心身體外部會發生的反應，也不會擔心當下會發生的情況』
看到最終呈現出的性愛鏡頭是真實的、細膩的、有能量的，演員們在片場拋開顧慮、自信而投入，沃登說，那是她在這個領域得以堅持下來的原因。
沃登和成百上千的演員談論過不恰當的性愛拍攝方式給他們帶來的負面經歷和精神創傷，這些人中有男性，有女性，也有性別流動者。
她補充說，更坦然和充分地談論性愛表演為演員帶來的不安，談論它本該是什麼樣子，往往意味著導演的絕對權威受到挑戰。
他無法為親密鏡頭預設條件，因為決定權隻歸屬於演員自己。
沃登曾經就職的『親密導演&協調師』組織中，有過來自北美洲、歐洲和澳大利亞的近四十名親密協調師，其中，不乏男性親密協調師。
盡管目前全球的親密協調師僅有幾十名，並且隻分佈在西方國家，還遠未像暴力協調師、動物保護協調師一樣成熟。
但對她來說，這個行業並非邊緣，成長也隻是時間問題。
在親密協調師的身份之外，沃登也是一名暴力戲份指導師。
這兩個看似截然不同的職業，對她而言卻是共通的。
『無論是暴力戲份還是親密戲份，都是在講述關於‘身體的故事’，演員需要考慮的是如何讓身體的表演看起來是真的』
而兩者不同的是，親密協調師需要擁有對性別、權力關系的深刻理解，她不僅是一個表演和技術上的指導，更需要對整個社會的性別文化有著充分的認知。
如同羅迪斯所說的，『我的工作是確保出現火花，但也要防止它變成森林大火』
魅力非凡的易友們看完後有什麼真知灼見呢？